【内容提要】对于近年来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形象认知的调查结果，我们应当理性、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可以将它作为一种参考指标，深入研判其中的问题与规律；另一方面，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过度解读，以致被带偏了方向。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体系变换交替的过渡期，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必然会对人们的认知产生影响，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同样如此。

【关键词】全球调查 中国形象 辩证思维

以“全球态度调查”驰名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近年多次发布有关中国形象的调查报告。2014年和2015年面向35个国家受访者的民调结果显示，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者分别占38%和34%。2018年的一项（面向美国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占47%，此后这一比例数逐年上升。2019年12月初发布的面向34国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占60%，欧洲多个国家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2020年6月至7月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美国受访者占73%，达到皮尤启动该项调查以来对华负面印象的最高值。2020年8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德国、荷兰等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数量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BBC面向25国受访者进行的“国家形象民调”（2019年），以及德国柏林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近期对9个欧盟成员国的调查等，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

总而言之，2018年以来，尤其是2019至2020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大幅度下降，或者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对于长期致力于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中国来说，这是颇为遗憾的。此中缘由何在，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理性面对并以辩证思维给予分析。

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理性思维中的运用，与逻辑思维中“非真即伪”“非黑即白”的事实判定不同，它强调动态、发展地看问题，尤其是面对大量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时。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概念及其认识上的困惑表明，只有通过辩证思维才能正确解决科学发展中提出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建立及其在思维领域中的运用则表明，辩证思维已经具有完整、科学的形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的题中之义。

基于辩证思维，我们可以将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认知变化的影响因素分为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前者是指主观因素，即通过主观努力有望改变或消除的因素，后者是指客观因素，即通过主观努力难以改变或消除的因素。

一、西方国家对华认知转变的不可控因素

第一，世界两大格局交织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布局的历史交汇期。一方面，各种因素促使这一“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与此同时，根据中共十八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未来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非常明确：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两大格局交织发展的结果，必然带来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彼此认知的改变。这一变化在美国对华战略及其涉华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是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尤其是世界经济体系），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那时的中国大而不强，不足以形成对美国的“威胁”，美不同利益集团在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美国企业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议题上已经“毕业”；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中低端资本密集型企业开始认同“中国威胁论”，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政府采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此举得到美国舆论界的普遍关注与支持。进入新世纪，在中国企业（尤其是新兴科技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持负面态度的利益集团日渐扩大，其对华强硬言论得到舆论界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这些利益集团普遍认为，中国靠低估人民币汇率、政府补贴、侵犯知识产权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占了美国的便宜，是美国贸易逆差连创新高、制造业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即是持这样的主张。他在选战阶段以及就任总统后屡次发表针对中国的指责性言论，包括中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中国偷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等等，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中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rivals），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舆论战也接踵而至。2020年是美国大选+疫情的特殊年份，为了逃避追责、谋求连任，特朗普转移民众视线，“甩锅”中国，从而将对中国的各种打压推向极致。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包括传播战略的变化，是美国根据大国格局以及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作出的调整，是美国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期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美国两党是高度一致的，即使拜登总统执政策略上有所调整，也很难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第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利益上的一致性

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毫不隐晦地说：“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全球同盟的确是其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基础。二战结束后，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较量中胜出，赢得全球霸主地位，美国建立起一个遍及全球的政治、经济同盟体系。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从东北亚经西太平洋、东南亚、南亚、中东、地中海、西欧一直延伸到北大西洋，涵盖了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处于西方影响下的广大区域。其中既包括以英美两国为主，后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加入的情报联合体（又称“五眼联盟”），也包括拥有几十个成员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还包括多个区域性联盟。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不仅助力它在冷战中击垮了苏联，肢解了东欧，还在世纪之交美国发起的几次军事行动中（如1991年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1999年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直接参战或提供作战支持。冷战结束后，虽有一些政治家对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的继续存在提出质疑，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北约严重浪费了美国的军事和财政资源；从欧洲方面看，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先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新冠肺炎期间又单方面对欧发布旅行禁令，截留防疫物资，宣布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致使欧美之间龃龉不断，矛盾升级……但是，这些都是西方同盟内部的矛盾与分歧，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弥合（拜登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即签署了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的行政令就说明了这一点）；况且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不满并非打算与之决裂，而是意在重返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稳定状态，在面临传统军事威胁时继续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和武力保障。从本质上看，美国的全球同盟，尤其是它的西方盟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利益关联，有着同样的种族优越感和意识形态倾向性，因而在面对同盟之外的战略“对手”时，仍会选择站在盟主一边，在态度、行为、舆论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前述“民调”结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美国对全球涉华舆论影响的长期性

早在殖民时代，西欧各国（先是西班牙、葡萄牙，后是荷兰、英、法等国）殖民者就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掠夺与扩张。他们在不断突破地域界限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市场的同时，也将本土报纸带往殖民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所到之处创办具有宗祖国色彩的报刊——曾为殖民地的国家，其首份报纸几乎都是由西方殖民者创办的。之后的几个世纪，这些先发展国家（美国后来居上）不仅在信息传播技术的开发与使用上一路领先——从19世纪40年代电报线路的开通到19世纪中后期海底电缆、越洋电缆的铺设，从20世纪70年代卫星通讯的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互联网的开发，还以先到者的身份制定了一系列“市场准入”规则。二战结束后殖民体系全面瓦解，近百个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为了彻底摆脱对宗祖国的依赖，包括信息依赖，这些国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要求。这一要求随即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认为发展中国国家不应当限制新闻自由。这场围绕新闻传播新秩序的论争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到80年代中期，最终以美英两国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告一段落。进入互联网时代，美英等新闻大国（尤其是美国）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继续主导互联网国际制度体系的构建和规则的制定，在域名分配以及管理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因经济能力有限，在互联网资源占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从而使国家之间基于数字经济的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尽管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弥合“数字鸿沟、社会鸿沟、政治鸿沟”，发展中国家亦在努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传播能力建设，但是直到今天，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流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仍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特点，反向流动的情形很少发生。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这一特殊优势，通过令其他国家二次传播、多次传播的方式，将自身信息连同价值理念辐射至全球，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场，对世界各国媒体及受众的认知与态度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信息渠道的垄断必然产生话语霸权，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

二、西方国家对华认知转变的可控因素

第一，两大格局交织下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从2009年起，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被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十余年来，各重点媒体以硬件设施建设为突破口，不断强化海外传播平台的人员、技术配置，优化全球驻外站点的布局，完善采编播报网络，拓展对外传播渠道，在最初几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硬件建设为依托，各媒体对外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初步扭转了重大事件中国际舆论由西方媒体全面主导的局面。

然而从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期起，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伴随着美国对华贸易、科技上的打击，中国的重点媒体也连遭厄运——从反制中国媒体的“政治宣传”，到迫使媒体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再到列入“外交使团”、限制驻美记者的人员上限……凡此种种均对我国重点媒体的海外业务拓展形成了极大的限制。

我们同时看到，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带来的传播生态的变化，中国对外传播主体正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除了媒体机构之外，还有“走出去”的企业、出国旅游度假的公民个人以及非组织化媒体平台的使用者（自媒体使用者），他们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在中国形象的建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影响。

因此可以说，在国际舆论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渠道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除了大众传播外，要综合使用各种传播平台；在传统媒体影响受限的情况下，更要积极开掘和着力发挥人际交往的功能和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前一阶段重点进行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共建，形成顶层设计之下各部分的协同联动。

第二，新的国际舆论环境下的话语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立足于以西方国家能够听得懂的话语介绍中国，说明中国，认为对方听懂了自然就会了解、理解、接受我们。当然，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试图追赶先进国家、急于被世界接纳的唯一选择。而当中国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之后我们发现，原来世界体系接纳中国是有条件的——希望我们改变原有的制度、体制特性，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获得发展。结果却是，西方国家的这一条件不仅没有得到满足，反而出现了令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中国在原有体制、制度框架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至于使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感到了“威胁”。在此情境下，西方世界开始以极大的努力试图将中国驱逐出世界体系，针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击也接连发生。由此看来，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是用对方听得懂的话语说明中国的问题，新的屏障已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总是跟着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设定的议题跑，重复攻击与反击的模式，而应努力突破传统的思维框架，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事实上，所谓话语权就是主导话语的权力，这个权力不是上天的赐予，而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是否拥有话语权，除了硬实力方面的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它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回答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它的文化能否作为独特的存在而受到世人的尊敬。为此需要进行国家议题及话语体系的开掘与建设，利用中国经验这一丰富的语料库，通过大量扎实的数据、案例使它入脑入心，产生认同，从人类共性、共情的角度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第三，多元传播主体的素质提升

国际传播主体素质的提升，具体体现在“说”与“做”两个方面。

首先是“说”的方面。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和国际会议上提出应在世界上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因为这一倡议着眼于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大局，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诉求和共同利益，因而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外交关系和进行对外传播的理念框架。既然中国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框架下展开对外传播的，就要求我们尽可能摆脱思维和视野上的局限性，将立足点与关切点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全球化层面。目前，无论中国政府还是媒体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求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说话，说共同的话，而在媒体上，尤其是国际报道中却屡屡出现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叙事偏好；一些自媒体公众号更是睥睨一切，对他国不足之处随意讥讽、戏谑，表现出与大国气度、大国责任不相符的“小我”意识。平心而论，从国家的建设（或抗疫）成就中获得爱国自豪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走向极端就不可取了。在信息全球传播的当下，这种言论甚至有可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努力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是“做”的方面。无论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是疫情期间执行外援任务的医疗专家团队，所从事的都是跨国、跨语言、跨文化的工作，需要对当地的宗教信仰、政策法规、社会习俗有所了解，并且建立起个体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意识，否则难免触犯禁忌，给人留下负面印象。例如疫情中执行外援任务的个别医护人员想当然把中国抗疫经验在当地推广，表达方式简单生硬，结果适得其反。一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员工，缺乏国际关系和国家形象意识，结果导致双方员工发生冲突，当地社会力量也卷了进来，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平心而论，在很多事情上中国的确是被妖魔化了，但有些事情折射出来的是我们在跨文化交流知识、素养方面的不足和由此导致的行为上的欠缺，需要认真补课。

三、启示

首先，对于近年来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形象认知的调查结果，我们应当理性、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可以将它作为一种参考指标，深入研判其中的问题与规律；另一方面，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过度解读，以致被带偏了方向。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体系变换交替的过渡期，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必然会对人们的认知产生影响，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同样如此。由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就表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较高，金砖国家对中国整体印象持续向好，海外年轻受访者对中国整体印象评价更积极。

其次，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我们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涉华舆论转变的不可控因素应当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面对新一轮的舆论攻势，亦应摆脱被动状态，努力掌握传播策略、技巧，进行有效应对。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充分把握可控因素，进一步提高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素养，优化各个环节的工作，将“说”与“做”、动机与效果更好地统一起来。

程曼丽系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