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共情源于对他人情感状况的认知和理解，并产生替代性的情感反应，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动模仿机制或自上而下的观点采择机制产生作用。在国际传播中，唤醒受众共情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运用多模态传播手段，聚焦个体命运，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反映时代特色，注重细节描述等方式方法，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架起不同文化间互相尊重、理解和交流的桥梁，在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同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当前的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如今俄乌冲突还在持续升级，中美博弈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对华单方面发动经济战、金融战已经成为硬接触的现实，而科技战、文化战、舆论战也已经全方位展开，甚至网络基础设施战、生物基因战也在进行之中。近年来，美国不断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试图依靠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脱钩”，这种“零和经济学”是典型的逆全球化趋势的“开倒车”行为，意在使各国回到丛林法则主导的权力竞争之中。在这一战略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退群”、废约、筑墙、排外、内顾等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国家热衷于拼凑各种选择性的国家集团，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供应链联盟”“价值观联盟”等形形色色联盟不断涌现，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巨大挑战，全球治理重新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以西方视角为主导的全球治理理论面临着重大危机。

本文倡导回到对话，回到共同繁荣的愿景之中，从共情传播的视角来建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我们坚信，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共情已经成为个体跨越文化差异、建立情感联系和互动的重要机制。人们必须学会包容和容忍(accommodate and tolerate)，尊重彼此，尽管看起来人们之间、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对道德的理解、对社会治理的观点甚至是其他的信念上存在差异，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召唤着对话和协商，召唤着“他者”与“自我”必须共在的使命。 

一、共情及其作用机理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有过一场德性复兴运动。伦理家们通过追溯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德性思想来阐发其当代应用价值。但人们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所强调那种德性个人的理想，无法解释一个德性之人(the virtuous individual)为什么要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这使得伦理哲学不适合以人道的或谦卑的方式来处理现代世界所特有的意见(opinion)和忠诚(allegiance)之多样性问题。因此，在这日渐多样和复杂的世界中，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就显得力不从心了。面对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给出的答案是要增强人际共情力。他认为：“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共情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强调，这种情况可能是对典型的现代社会以及我们共同的世界之复杂性和(种族上或宗教上的)多元化特征的某种反应。确实，当国际活动和国际组织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当我们最终明白世界上各种族、宗教、民族中存在着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更需要共情了。”

德国艺术史专家用同感(Einfühling in-feeling)来描述将自己的感觉转化为物体的形式形状的审美活动，体现了他们对美的理解开始从抽象的形式主义向注重内容、象征和情感方向的转变。后被爱德华·B.铁钦纳(Edward B.Titchener)翻译为英文“empathy”(中文可被译为“共情”“移情”“同理心”“神入”等)。“Einfuhling”，是由“Ein”和“Fuhling”这两个词根构成，表示有感觉、感情进入的意思。从德语词“Einfuhling”到英语词“Empathy”的概念史演进来看，“Empathy一词其实是被创造出来的”。

共情这一术语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但有关共情的定义依旧是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认为心理学家以“认知取向”和“情感取向”两种方式定义共情：一种是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思想、感受、知觉和意向)的认知觉知;另一种是将其定义为对另一个人的替代性的情感反应。苏珊·兰佐尼(Susan Lanzoni)则认为“共情是我们掌握和理解他人精神和情感生活的能力”，“是一种训练有素的技能，一种天赋，或一种天生的能力，并被赋予了心理和道德的本质”。另外一些学者则融合了上述不同的维度和取向，认为共情既包括对他人想法和情感的认知，又包括对他人境遇的情感反应，比如费西巴赫(Feshbach)认为，共情包括认知和情感成分，其中认知成分指的是识别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和采择观点的能力，情感成分则是指对他人的情感反应能力。埃森伯格(Eisenberg)和斯特雷耶(Strayer)认为共情是源于对他人情感状态的理解，并与他人当时体验到的或将会体验到的感受相似的情绪情感反应。虽然有关共情定义的倾向有所不同，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共情可以分为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和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两种，前者指的是个体对他人情绪的识别和反应，后者则是对他人情感的认知和理解，二者并不同时产生，没有情感共情就有可能有认知共情，但任何复杂的共情都需要更高的认知能力。戴维斯(Davis)进一步强调情感和认知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他认为情感或者非情感的结果可以由认知成分激发或产生，认知也是不同情感反应形式的转化机制，同时共情也会导致认知上的调节和改变。

共情既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动模仿机制，也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观点采择机制。戴西迪(Decety)认为自下而上的共情指的是外界的情绪情感状态激活了个体的情感反应，主要经过情绪感染、有意识的情绪分享这两个阶段。海蒂(Heidi)进一步指出情绪感染可以看作是所有共情、个人痛苦以及同情背后的原始情感状态，这也是“知觉—行动机制”(perception-action mechanisms)的重要内容，“对物体状态的感知会自动激活主体对状态、情境和物体的表征……这些表征的激活会自动启动或产生相关的自主或躯体反应，除非受到抑制”。而自上而下的共情机制则认为个体具备一定的观点采择能力，从而对情绪共情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霍夫曼认为共情有五种唤醒模式，包括“模仿”(Mimicry)、“经典条件反射”(Classical Conditioning)、“直接关联”(Direct Association)、“中介联想”(Mediated Association)和“角色扮演”(Role-Taking)。其中“模仿”“经典条件反射”和“直接关联”三种模式都是自动的、非自愿的，通常发生在无意识阶段或者幼儿时期，比如看到一个人痛苦，直接联想到自己的痛苦感受，这就是“直接关联”;第四种“中介联想”则是通过语言交流建立联系，适用于不在场的共情，例如对新闻报道、影视或者通过与受害者沟通进行共情;第五种“角色扮演”是将自己置于他人处境中，想象他人当时的感受，以此实现共情，这两种共情唤醒模式是自愿的，并涉及到高级水平的语言和认知加工处理。

共情并非完全的客观真实，它具有一定的偏见，会因为情境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孟子讲过一个故事，王坐于堂上，有人牵一头牛从堂下经过，王见了就问，把牛牵哪儿去啊。牵牛的说要把它杀了用血祭祀。王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孟子·梁惠王上》)。不过，孟子接着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已经发现了人有共情力是有边界的，相比于看不见的东西，我们更容易触景生情，但如果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外，共情力就可能无法投射。2015年9月，3岁的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和家人逃离了家乡叙利亚，试图横穿地中海，希望能从土耳其抵达希腊。但他们的橡皮艇在波涛中倾覆，艾伦、他的兄弟和母亲都被淹死了。一位摄影师拍下了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照片上，艾伦幼小的身躯躺在海岸边，面部朝下。之后，这张照片迅速传遍全球，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共鸣。但是，人们更容易与那些经常出现在身边的某些人共情。与面对8个、10个或上百个受害者相比，人们对单个受害者会产生更多共情。如今，人们淹没在对苦难的描述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灾难信息和巨大的伤亡数字经常让人震惊，让人不知所措，并最终可能让人变得麻木。弗朗斯·德瓦尔指出共情更容易产生在认同度较高的群体内部，例如个体更容易对亲近的人共情，同种族内部发生更多的共情。西蒙·巴伦-科恩也认为：“共情是依赖于特定关系的，同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亲属充满共情，而对敌人就没有共情。”对于他人受到疼痛的刺激，当“他人”是被试者的恋人时要比“他人”是陌生人时，被试者有更为强烈的疼痛共情反应。不过，哲学家彼得·辛格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关怀圈”已经逐渐扩大，慢慢超越了家庭、村庄和国家的界限。网络最终将会进一步使这个圈子扩大，让人们拥抱全人类。

二、共情在国际传播中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重提“情感”的价值，认为应该超越“情感-理性”二元对立框架。约翰·哈顿(John Hatton)和利亚姆·莫雷(Liam Murray)提出了“共情桥梁理论”(Empathy Bridge Theory)，认为同理心能够促进不同社群或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并在某种程度上缩短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距离。该理论认为，共情需要通过嵌入式观察和经验分享来实现，这是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的关键。通过分享他人的情感经验，可以使社区成员更好地理解彼此，并促进情感连接。大卫·C.施鲁姆(David C. Schrum)在1996年提出了“共情-利他主义理论”(Theory of Empathy-Altruism)，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是具有利他心理的，一部分的人天生具有利他主义的心理。他们会在无私的帮助他人时体现出他们理性判断的社会道德价值。共情是使得个人能够感同身受他人困境和需求的情感和理解能力，这对于个人通过利他行为来协助有需要的人非常重要。共情能够帮助个人建立理解和亲近他人的感受和想法，从而刺激或增加这种利他心理。大量学者深入研究共情促进对话和理解、减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兰佐尼(Lanzoni)写道：“在战后的岁月里，共情成为了对他人情感和理性理解的首选术语，它也被视为弥合种族、国家和文化鸿沟的有力手段。”雪莱·贝洛维茨(Shelley Berlowitz)通过研究巴以冲突及对话，发现共情促进了对话的可能，对话合作为相互“人性化”创造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差异和平等得到了承认，犹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能够从对方的角度看待过去，并赋予对方的叙述以意义。阿莫斯·戈德堡(Amos Goldberg)通过研究纳粹大屠杀发现，共情超越了排他性的、保守的自恋身份，不仅承认了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大罪，并且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对其产生共鸣，它扩展了传统的德国和欧洲自我认同，接受了“他者”。共情使人感知到另一个人的独特性，从而消除这个人作为某一群体代表的偏见。

共情传播是国际传播领域的新兴热点。28学者们认为唤醒受众共情，诉诸情感共鸣，利用共情修辞能够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是国家形象建设的破局之道，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要做好社交媒体共情传播的具体实践方式，以期纾解既往国际传播在实践中的某些困境，从而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有学者认为：“若想尽快有效地实现共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通常是最佳选择。因为它往往具备产生强烈群发共情的两个必备条件：第一，能够激起群体共情的情境;第二，大规模的身体共在。”

三、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如何提升共情力

讲故事是能够增加跨文化理解和交流能力的有力工具。因为，讲故事可以帮助个人理解不同的文化视角，改善沟通和关系，并增加同理心。讲故事可以帮助个人消除文化差异，产生共鸣，并建立联系。

(一)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深层次的内涵，才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截至2023年5月20日，优兔(YouTube)中国大陆博主排行榜前50中基本都是传统田园生活和美食文化博主，比如“李子柒”(1750万粉丝，田园生活)、“办公室小野”(1290万粉丝，美食生活)、“滇西小哥”(1000万粉丝，田园生活)、“小颖美食”(375万粉丝，美食分享)等。应该说，这些博主讲述的就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讲述的就是中国文化。这些内容的背后，是中国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中国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是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的追求。虽然这些自媒体博主没有涉及到重大议题和宏大叙事，但生活在其中的普遍人的日常生活，自然能够体现中国人对于自己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态度。

(二)长于运用多模态传播手段

讲述中国故事需要不断探索和利用多种媒介，如文字、影像、音乐、绘画等，以吸引更广泛的受众。通过用共情叙事从而达到直抵人心的传播效果。优兔(YouTube)平台上“李子柒”“阿木爷爷”和“滇西小哥”三位视频博主的视频引起共情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种是在视听语言方面，通过放慢节奏、缩小景别、拉近人与物距离的方式，为受众感知他人情感体验、产生心理表征创造前提条件和环境;另一种是在视频内容融入更为普遍的情感类型，打造接近性的情感体验，从而产生共情。

(三)坚持以人为本，讲述个体命运的故事

故事中的人物是最能引起读者情感共鸣的关键因素。通过生动讲述人民群众参与的鲜活案例引起情感上的共鸣。38要注重人物的选择和处理，将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如大型纪录片《人间世》，选取两位身患绝症的病人，将目光聚焦于她们的家庭，记录下她们人生最后的时光，书写了一首关乎爱的生命诗篇。作品秉承对生命的敬畏，以全新的主题立意，构建不一样的叙事视角与故事结构，引起受众的强烈共情，该影片在优兔(YouTube)平台播放量达到13万人次，并在美国中文电视上播放。

(四)注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注重体现它们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共享价值观。不同的个体或文化群体虽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但也存在共享的一面，共享价值观就是当今两种/多种文化或两国/多国民众都接受或追求的价值观。优兔(YouTube)博主“大树君”(TreeMan)(粉丝量305万人，视频播放量过亿人次)的视频主题多为传播正能量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当低智男孩身上被贴了侮辱性字条，路人主动告知并帮忙撕下”“当捡垃圾的小孩站在蛋糕店门口，店员主动赠送生日蛋糕”等，引发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受众广泛共情，平台受众纷纷在视频下方评论“我在看这个视频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哭了”“希望我以后也可以给别人带去温暖”等。

(五)利用议题讲述好时代特色的故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苦难和一个时代的欢乐，虽然历史上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会有长久的穿透力，但当下的、具有时代脉络的故事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共情，所以讲述中国故事需要紧跟当下的热点与痛点，让读者感到故事的现代感和时代性。在人类已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当今世界，各国可通过贯彻文化间性理念、选取激发共情的内容、选择合适媒介、付诸互惠行动等方面将跨文化共情传播付诸实践，力求“他者”的共情回应与行动反馈，从而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善发展。2020年云南大象北迁，引发国内外舆论关注，美联社、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广播协会(NHK)等国外媒体先后刊发报道，追播大象迁移剧情。其实中国民众自然救助象群这一故事的背后，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大议题，是具有时代特色的重大议题。

(六)细节决定成败

讲故事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卢·阿戈斯塔(Lou Agosta)认为“情感就像叙述”，大量的叙述围绕着情感展开，共情可以作为一种叙事被带入语言表达。人们会出现反应性情绪(比如恐惧、愤怒、快乐、悲伤)以及“叙述性情绪”(比如骄傲、爱、嫉妒、羞耻、内疚、仇恨、嫉妒、谦卑)，并给这些情绪带来意义，生产出与之相关的话语表达，进一步激发故事讲述。共情和规范的等级制度很少是不经过中介的，表述并非完全建立在纯粹的内在或客观考虑之上。丰富的细节、具体化的表述是展现中国文化魅力和特色的重点，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注重细节描写，让读者深刻体验到故事所传递的文化内涵。“李子柒”等博主在国外广泛的影响力，正是通过生活中细微而具体的情节，加以细致的描写，以情感的互通消解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在“一枝一叶”的意义空间里实现文化交流和价值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作者吴飞系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舒婷系浙江大学文学硕士;陈海华系杭州师范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