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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研究】抗疫与抗议夹击中的美国新闻媒体:角色与影响
来源: | 作者:hkw14e1df | 发布时间: 2020-09-17 | 72 次浏览 | 分享到:

近年来美国日趋激烈的党派纷争和政治生态的极化有目共睹,由此导致的“媒体偏向”加剧之势也愈发明显。研究显示,自2016年以来,新闻选择的标准愈发向党派利益和政治立场倾斜。福克斯新闻网等保守派媒体在政治和资本的加持作用下向着“超级党派媒体”(hyper-partisan media)演变。原本处于边缘的“一个美国新闻网”(OANN)等另类右翼媒体在白宫政客的力挺之下名声大噪,大有跃居主流之势。持“中间偏左”立场的大批温和自由派媒体则变得火药味渐浓,与激进自由派媒体日益合流。在此背景下,秉持“理性”“中立”“客观”原则的“教科书级媒体”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2020年是美国大选之年,新冠肺炎疫情和BLM(Black Lives Matter,即“黑人的命很重要”,简称“黑命贵”)社会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自由派”与“保守派”媒体之间剑拔弩张的势头,基于政治极化所引发的媒体偏向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社交平台上泛滥成灾的“后真相”已经成为形塑美国政治传播领域的主导力量。在“抗疫”和“抗议”浪潮的双重夹击下,早已式微近一个世纪的党派新闻“强势回潮”,其影响正超越政治领域,影响了民众对于科学、教育与文化等非政治议题的认知与行为倾向。日趋极化的传播生态形成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舆论氛围,将美国推向了“文化战争”的边缘。


迄今为止,美国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在全世界“一骑绝尘”。从3月底到5月的爆炸式增长,到走向平缓之后的6月底再次反弹。5月底因白人警察“颈压”黑人嫌犯致死而引爆的BLM社会运动席卷全美,至今未能完全平息,造成了大量人群的聚集,对疫情的发展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抗疫”和“抗议”的双重夹击暴露出了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机制根深蒂固的矛盾和积弊。在这一历史关头,新闻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值得学界做出反思和评估。长期以来,大众传媒的功能与效果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新冠肺炎疫情和BLM社会运动为学界检视和修正相关研究的理论和范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严防死守 抗击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由于缺乏系统而连贯的防疫政策,在检测方面存在着失误,联邦和地方政府在疫情应对上行动迟缓,导致确诊人数大幅攀升。加之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发生了多起因防疫不当或轻信谣言所产生的大规模感染案例,关于新冠肺炎危险性低于流感的“噪音”不绝于耳。6月在白宫催促下,各州经济匆忙按下重启键,确诊病例又大幅攀升。纵观疫情期间的美国新闻界,保守派媒体在一开始刻意淡化这场疫情的严重性,将其描述为一场“政治阴谋”;而自由派媒体则集中火力抨击政府的防疫政策,将疫情现状完全归咎于白宫或总统个人。


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作用下,媒体偏向和舆论极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公众对于疫情的认知偏差。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共同发表了一项有关美国媒体对于民众对疫情认知的研究报告,通过调查1008名受访者对新冠病毒理解的准确性以及相对致死率,评估他们的党派倾向、媒体使用习惯对其疫情认知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民主、共和两党对新冠病毒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与民主党人相比,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忽略病毒所导致的健康威胁,对其“致命性”了解较少。依赖福克斯新闻台等保守派媒体和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获取信息的民众也更容易对新冠病毒产生偏见,更倾向于相信阴谋论和缺乏科学根据的谣言。从《纽约时报》、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主流媒体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疾控中心(CDC)等专业平台获取信息的民众往往对新冠病毒的严重程度及感染风险具有更为充分的认知,更为积极主动地采取戴口罩等相应的防护措施。①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通过对数百万部手机的定位数据分析了新闻媒体与居民遵守防疫措施的情况。结果显示,在特定的社区内,福克斯新闻台的收视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居民减少社交行为、待在家中的比例就会下降1.3个百分点。考虑到疫情期间居民整体居家隔离的比例较平时大幅提升,保守派媒体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芝加哥大学等机构就此开展了更为细化的研究,招募被试者关注福克斯新闻台的两位主播卡尔森和汉尼迪的相关言论。2月疫情尚未在美国蔓延之际,汉尼迪声称新冠病毒只是民主党人攻击总统的“政治武器”。相比之下,卡尔森则在节目中强调新冠病毒的风险性。研究发现,在采取勤洗手、取消旅行计划等风险应对措施上,汉尼迪的粉丝要比该台观众的平均值晚了4天,而卡尔森的粉丝则提早了3天。②


虽然上述研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它们相互印证的一个共同结论是:那些经常接触甚至高度依赖右翼媒体和社交平台内容的受众,往往倾向忽视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性,在采取应对措施方面也较为迟缓和消极。随着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保守派媒体不得不改弦更张。3月中旬,汉尼迪开始在节目中改口,呼吁观众关注疫情,做好个人防护。3月27日,福克斯新闻台宣布与主播翠西解约,翠西去年与CGTN主播刘欣进行辩论而被我国观众熟知。在此次疫情期间,翠西在节目中散布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阴谋论”,鼓吹病毒是“骗局”和“民主党弹劾总统的政治阴谋”。由于她的资历和影响力均不如汉尼迪,因此,福克斯高层选择与她解约来平息众怒。


虽然保守派媒体在疫情中的表现受到了猛烈抨击,但自由派媒体所采取的“为反对而反对”的策略对舆论生态的恶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以福克斯新闻台为代表的保守派媒体和以汉尼迪、翠西为代表的右翼媒体人正是利用了自由派咄咄逼人的攻势强化了“受害者立场”,与政客一道大打“悲情牌”,指责对方散布“假新闻”,从而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在疫情发展初期曾多次夸大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使用来自意大利的新闻素材来渲染疫情在美国的蔓延态势。CNN则被爆出在其报道中将特朗普所说的“指责我本人抗疫不利是一场骗局”曲解为“指责病毒是一场骗局”。在评价各州抗疫表现时,CNN倾向于严厉批评共和党州长,而刻意忽视民主党州长的失误。


一向标榜独立公正的美国主流媒体缘何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不仅未能有效阻止社交平台上假新闻泛滥而导致的“信疫”(infodemic),而且在客观上为这场“信疫”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商业惯性的驱使下,自由派与保守派两大媒体阵营力图在眼球和流量上搏出位。在政治势力相互对抗的大环境下,新闻媒体应当秉持“理中客”的基本准则让位于其对市场营收和选民喜好的双重考量。“立场先行”“情感压倒事实”的后真相占据了新闻舆论场的主流,从而导致美国陷入了“瘟疫”与“信疫”的双重困境。


媒体偏向所导致的角色变化


在全美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的同时,新闻媒体也染上了“信息病毒”,在公众当中的信任度也是一路走低。美联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有关疫情的信息源当中,66%的美国民众相信医护人员,52%的人相信地方政府,而相信新闻媒体的则为32%,仅高于总统(23%)和社交平台(11%)。③由于公众信任的下跌加上经营状况的下滑,一向自诩“标杆”“灯塔”的美国新闻媒体陷入了疫情所导致的迷茫和困顿之中。


这场“信息疫情”导致的“媒体危机”并非一日所致的偶发现象。2014年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在新闻媒体的使用习惯上差异巨大,几乎不存在共享的对话空间。大多数保守派人士只愿意收看福克斯新闻,并且只愿意和意见相似的人进行讨论。而自由派选择的媒体虽然更为多样化,但也很少愿意接触保守派媒体。④2016年大选标志着民粹主义的重新抬头,媒体偏向所导致的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⑤2018年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美针对人种、移民等敏感问题的态度差异在两党支持者之中已经达到了空前撕裂的程度。例如,对于“黑人难以打破阶层固化是由于种族歧视吗”这一问题,民主党支持者回答“是”的比例为64%,共和党支持者仅为14%,相差50个百分点,而2012年这一差距不到20%。⑥


除却现实政治的影响因素,被社交平台“带节奏”的新闻生产逻辑也是重要原因。传统媒体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受众迁移等压力,与社交平台相互“流量”,争夺“眼球”,失去了相互掣肘和制衡的效应。在BLM社会运动报道中,福克斯新闻台等保守派媒体沿袭了耸人听闻、夸大其辞的传播策略,在抗议刚刚兴起时率先使用“革命”“暴动”“叛乱”等煽情标签和“全美主要城市陷入无法无天的境地”等戏剧化言论达到“吸睛”和“导流”的目的。6月底示威和冲突趋于平息之际,《福克斯与朋友们》和《汉尼迪》等新闻评论节目还在大肆渲染各地的抗议活动,营造出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类空间”,这显然是在为白宫出动联邦军队干预BLM运动制造舆论。


相比之下,自由派主流媒体倾向于凸显抗议活动的“和平”“理性”框架。⑦如果有人敢于对这一框架提出质疑,同样也要遭到来自同侪和读者的围攻。6月2日,有着192年历史的《费城问询者报》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作者是普利策奖得主、该报建筑栏目编辑萨芙蓉。负责发稿的另一名编辑为了让文章更加吸引读者,借用“黑人的命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的口号,将标题改为《建筑也很重要》(Buildings Matter, too),对部分示威者采用喷漆、涂鸦等破坏历史建筑的极端行为提出了批评。次日,该报有色人种的记者和编辑在网上发表公开信,指出这个标题带有“种族歧视色彩”,并集体请病假以示抗议。总编辑随后发表公开道歉信,仍未平息众怒。最终,这名在该报服务了20年的白人总编辑宣布离职。


在当下“党同伐异”的美国政治大气候下,媒体作为“交换信息和观点的自由市场”的角色定位日渐模糊,这让《国会山》、公共广播电台(NPR)等秉持中间立场的媒体陷入两面夹击的困境。一方面,共和党人以“假新闻”标签对媒体进行攻击,总统则直斥质疑他的记者为“人民公敌”。另一方面,民主党人纷纷指责主流媒体对于其候选人过于“严厉”,较少描述他们所取得的正面实绩。⑧桑德斯、拜登等民主党人在与媒体打交道时,其风格也越来越接近特朗普。⑨中间派选民的快速萎缩也让“理中客”的信息和观点失去了市场“附加值”,在“抗疫”和“抗议”的双重夹击下,新闻媒体除了非此即彼的“选边站”已经很难找到继续生存的空间。


“信疫”治理中的党派纷争


新冠肺炎是人类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暴发的首次全球大流行病。在疫情暴发期间,美国人的平均上网时长每天超过9小时。尽管仍有58%的美国人关注全国和地方新闻媒体的疫情报道,但对于18-29岁和30-49岁的用户而言,把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作为首要信源的占比分别为48%和40%,这也意味着社交平台成为美国中青年人在“抗疫”期间所依赖的新型主流媒体。⑩


在传统主流媒体看来,活跃于社交平台上的保守派群体是炮制阴谋论、散布假新闻的大本营,此种观点在自由派主流媒体当中尤为盛行。皮尤中心的调查也印证了上述观点,高达81%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接触过有关疫情的“阴谋论”。其中26%的人经常接触此类信息,25%的人认为这类“阴谋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透露”了一些“真相”。值得注意的是,后两类人群是将社交平台作为其首要的新闻来源。⑪


在此背景下,先是由世卫组织高调号召全球网民共同抗击社交平台上流行的虚假信息,再到BLM社会运动引发的抗议浪潮中打击种族主义言论的呼声高涨。美国互联网行业在2016年大选后再度掀起了“多方共治”的新高潮。互联网公司、广告主、民间团体、用户等多个利益攸关方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由“新冠”和“种族歧视”这两类病毒引发的“信息瘟疫”。


在BLM抗议爆发后,推特公司加大了整治力度,目标直指号称“推特总司令”的特朗普。5月26日连续对他发送的两条有关选举的推文打上了“事实核查”的标签,三天后又屏蔽了他发布的有关抗议活动的推文。尽管此举遭到白宫的严厉批评,但推特公司并未退让,随后又多次以“版权争议”为由屏蔽特朗普所发布的推文。


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脸书在假新闻治理方面被批为“口惠而实不至”,始终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在“抗疫”和“抗议”的双重夹击下,广告主和民间团体一方面联手向脸书施压,另一方面自行组织抗击“信息瘟疫”的行动。由“反诽谤联盟”和“有色人种协进会”等民间机构发起的“停止以恨谋利”的网络社会运动吸引了数百万网民参与。6月底,宝洁、联合利华、阿迪达斯等上百家“金主”纷纷宣布暂停在脸书上投放广告,批评脸书在规制虚假和煽动性信息方面行动迟缓。在遭遇广告主的联合抵制之后,脸书股票市值大跌。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随即宣布了提高审核标准、添加警告标签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但仍被批“缺乏诚意”。


虽然对脸书的抵制和批评继2016年大选后再次达到顶峰,但其实际影响如何还有待观察。脸书的广告主多达800万个,平台上排名前100名的广告主仅占6%,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小型广告主对脸书的依赖性更大,社交媒体是其连接用户的最重要媒体渠道之一,抵制脸书的活动很难持续下去。对于大型广告主而言,这场抵制行动也并非完全出于政治考量。在疫情期间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他们暂停投放广告也不过是“体面地削减开支”,既宣扬了自身的“政治正确”,又可以避免因危机中“节流”而招致批评。对于脸书而言,其所遭受损失更多是短期性的,限于企业声誉层面,而小扎宣布的那些治理措施不过是应对舆论危机的“缓兵之计”。


与传统主流媒体类似,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社交媒体领域内的交锋也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2019年7月白宫召开了首届社交媒体峰会,却将他们认定有“自由派偏向”的脸书、推特、谷歌等硅谷巨头排除在外。白宫还发布了有关社交平台审查个人言论的调查报告,强调社交媒体本应促进言论自由,但很多美国人因为“违反”用户政策而遭到恶意举报。特朗普也曾多次指责推特公司存在“暗中屏蔽”保守派声音的“非法”行为。


与此同时,保守派还通过举办社交媒体峰会等形式集聚自己的平台矩阵,从而绕开自由派平台的标签或屏蔽。创办不到两年的社交平台“唠嗑”(Parler)在2020年热度大增,其下载量在苹果手机新闻类App的排名甚至超过了推特与“红迪”(Reddit)。虽然该平台并非针对保守派人士所创立,但众多保守派政客的入驻和来自白宫的加持使其蒙上了越来越浓厚的党派色彩,大有成为“社交平台福克斯”的势头。


多元媒体文化的变异与消解


从新冠肺炎疫情到BLM社会运动的全面暴发,人们愈发清醒地认识到,党派纷争和政治偏见正在成为侵蚀新闻业以及社交平台舆论生态的毒瘤。媒体不再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中介力量”或“调停人”,反而成为加剧党同伐异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在“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夹击下,传统媒体“警醒文化”和互联网空间内“取消文化”的强势崛起,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和媒体偏向的传播生态,侵蚀着公共讨论的空间和理性思辨的氛围。


首先是传统新闻媒体内部“警醒文化”的兴起,其代表性事件是《纽约时报》评论版主编贝内特的辞职。今年6月,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出动军队:国家需要恢复秩序,军队随时待命》的评论,作者为持强硬保守立场的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他在文中将此次BLM大游行定性为“叛乱”,引发了报社内部和读者的口诛笔伐,其网络版立即被撤下。虽然贝内特事后发推特一再道歉,并坚称刊载该文的动机是“为了让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仍然无法平息众怒,最终只能被迫辞职。与前述的《费城问询者报》总编辑离职的案例一样,这类“警醒文化”在新闻编辑部的兴起也是政治偏见和舆论极化的产物。近年来,俚语中的“警醒”(stay woke)一词逐渐成为推特上反种族歧视的流行话题标签。借助于“抗疫”和“抗议”的催化作用,新闻编辑室内部兴起的“警醒文化”所产生的“寒蝉效应”将进一步削弱媒体作为理性公共讨论空间的角色和功能。


与之相互呼应的则是社交平台上盛行的“取消文化”,即“说错话就取消资格”。网民自发追踪和点名批评那些发表“冒犯性言论”的人,其中多为各界精英名流,发起集体抗议或抵制行动,轻则导致其声誉受损,被“取消”原来拥有的地位与特权;重则身败名裂,直至“人间蒸发”。这类“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现象在2019年就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而在今年上半年的舆论氛围之下则被推向了极致,自由派和保守派借此相互攻讦,动辄“取消”对方。有鉴于此,特朗普在今年的美国国庆日演讲中,将“取消文化”归罪于自由派的“滥权”,将其称为“撕裂美国社会的政治武器”。⑫学者乔姆斯基和作家J.K罗琳等150位各界名流发表公开信中,批评“取消文化”的泛滥,主张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就政治立场、性别、种族等议题开展公共讨论。


总结与展望


2020年上半年的美国社会遭遇了“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夹击,政治传播生态与新闻媒体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和推动,加剧了舆论极化与和媒体偏向。在党同伐异成为政治传播“新常态”的背景下,原本一再标榜“理中客”的传统主流媒体日趋激进甚至于极端化。在市场驱动的新闻体制和互联网“流量逻辑”的主导作用下,新闻生产更多来自消费者需求,新闻倾向和框架的调整也是为了收获更好的受众反馈、用户评级和导流变现。


为了追求市场收益的最大化,“冲突性”被视为具有“价值”的新闻标准。在“抗疫”和“抗议”的合力作用下,日常状态下的“冲突新闻学”发酵成为“非常时期”的“超级敌对主义”,而“流量逻辑”主导的社交平台不仅无助于社会共识的凝聚,反而加大了“敌意媒体效应”。“互联网”向“分裂网”的演变更是将以种族为代表的社会矛盾推入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困局当中,至今仍在波特兰延绵不绝的BLM抗议活动便是这一政治极化态势的典型表征。


虽然“抗疫”和“抗议”的危机还远未结束,但美国媒体的“自我修正”机制已经使得这种分裂的态势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以CNN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正试图将保守派声音纳入其报道和讨论之中。即使在保守派媒体内部,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也正在逐步凸显,在民粹主义旗帜下聚集起来的保守派媒体和社交平台也已经开始走向分裂。⑬6月下旬,立场相对保守的《华尔街日报》一改其暧昧立场,公开批评特朗普在处理“抗疫”和“抗议”上的糟糕表现,而福克斯新闻台也在报道和分析特朗普和拜登的民调结果时采取了较为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两派媒体秉持的“为反对而反对”的“超级敌对主义”立场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但这一“自我修正”的机制能否真正继续发挥作用,还要看美国国内“抗疫”与“抗议”的走向和大选前国际形势的变化。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童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9月上


注释:

①Kathleen Hall Jamieson,Dolores Albarracín :The relation between media consumption and misinformation at the outset of the SARS-CoV-2 pandemic in the US[EB/OL], https://misinforeview.hks.harvard.edu/article/the-relation-between-media-consumption-and-misinformation-at-the-outset-of-the-sars-cov-2-pandemic-in-the-us/,2012-11-02

②Washingtonpost. Fox news Hannity coronavirus misinformation[EB/O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06/25/fox-news-hannity-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2020-6-25

③AAMER MADHANI,HANNAH FINGERHUT. AP-NORC Poll: Seeking Virus Data, People Struggle With Trust[EB/OL], https://www.usnews.com/news/politics/articles/2020-04-30/ap-norc-poll-seeking-virus-data-people-struggle-with-trust,2020-4-30

④Mitchell A,Weisel R.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Media Habits.[EB/OL]. https://www.mendeley.com/catalogue/295070fd-3316-32ee-b8b0-a9733fff0ae6/,2014-11

⑤张小溪:《〈华盛顿月刊〉刊发文章称:政治两极化腐蚀美国新闻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2日

⑥孙洵:《日媒:美国社会分裂严重,政治两极化加剧》,《参考消息》,2017年12月6日

⑦CNN. Conservative media is living in the past as unrest subsides across the US [EB/OL],https://edition.cnn.com/2020/06/10/media/conservative-media-reliable-sources/index.html,2020-6-10

⑧RICK BERKE .Incoming fire from both left and right [EB/OL], https://www.niemanlab.org/2019/12/incoming-fire-from-both-left-and-right/,2019-12

⑨刘瑜:《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J],《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

⑩Pew Research Center:Americans Who Mainly Get Their News on Social Media Are Less Engaged, Less Knowledgeable[EB/OL],https://www.journalism.org/2020/07/30/americans-who-mainly-get-their-news-on-social-media-are-less-engaged-less-knowledgeable/,2020-7-30

⑪Robin Worrall. Battling the ‘pandemic of misinformation [EB/OL],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0/05/social-media-used-to-spread-create-covid-19-falsehoods/,2020-5-8

⑫Tess Farrand. Why Conservatives Are Joining The New Social Media Site, Parler [EB/OL],https://www.movieguide.org/news-articles/why-conservatives-are-joining-the-new-social-media-site-parler.html

⑬A.J. BAUER. THE COMING SPLINTERING OF CONSERVATIVE MEDIA [EB/OL], https://www.niemanlab.org/2019/01/the-coming-splintering-of-conservative-media/,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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